突然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。那时候，最盼望过年的是小孩子，因为过年能疯疯癫癫地玩耍，响鞭炮、打雪仗，满村子追逐，还能挣几毛压岁钱，两个衣兜里装满核桃，玩一种名叫丢窝的游戏，谁玩得好，谁就能赢很多核桃，否则，衣兜里会输得一个不剩。让孩子们更高兴的是过年能吃肉，一提起肉，个个儿满脸都是馋相。
　　记得腊月初八之后，集市上便有人陆陆续续地吆喝叫卖猪肉了，经济殷实点的人家，开始走集看市，回到村子后逢人就说今年肉贵，二指膘多少钱，三指膘多少钱，四指膘多少钱，那时候肉的好坏与肥瘦有关，四指膘是指猪的脊梁肉有四个指头并在一起厚，俗称一手板厚。这样的肉无疑价高，因为那时候家家缺油吃，肥膘肉可以炼油。随着年关越来越近，割肉便成了家家的头等大事，各家各户都在根据家里经济状况思谋着今年割多少肉、割什么肉的事情，家境厚实的有割十几斤的，家里穷点的，买点猪下水也能将就过年。
　　到了年跟前，村子里每年也有杀猪卖肉的。记得我们村里杀猪，几个壮实的小伙子揪住猪耳朵和猪尾巴，硬生生把猪摁倒在齐膝高的长方形木桌上，杀猪匠挽着袖子，一手按着猪的头，一手用一尺长的刀子直接捅入猪喉咙，刹那间，猪血顺着刀子流了出来，早早放在地上的盆子接了黑红黑红的猪血，三五分钟时间，刚才还在嚎叫的大黑猪软绵绵躺在木桌上，喉咙处不时地冒血泡泡。村子里的闲人都来看热闹，几个人将猪抬起来放入一个铁桶子锅里边，用滚烫的开水烫猪毛，杀猪匠手脚麻利地把死猪翻来滚去，用开水浇猪头，铁锅上边热气腾腾，锅周围围满了孩子，杀猪匠一边拔猪毛，一边高喊：“快回去叫你大来割猪肉，来迟了就没有了。”孩子们轰的一声散开了。几袋烟工夫，大黑猪变成了大白猪。把猪从锅里捞出来，杀猪匠和主家一起用铁钩钩住两只猪后腿，猪头朝下八叉倒悬，然后站在一个小凳上，用嘴对着猪屁股使劲往里边吹气，渐渐地猪被吹得圆鼓鼓的，像一个大气球，从尾到头刮掉猪身上的脏物。刮干净后，杀猪匠用锋利的刀子开膛破肚，取出内脏，卸掉猪头，用草绳拴了，猪嘴里横放一条猪尾巴，悬挂在高处。这才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杀猪匠先用刀子从猪脊背上划一刀，再用砍刀往下端端地砍脊梁骨，大肥猪便一分为二，成了两扇白得晃眼的猪肉。人们纷纷拥上前来看猪膘——二指厚，还行。
　　不用吆喝，大家都来割肉了，这可是冒着热气的鲜活肉，乡里乡亲的，价格也公道，于是你几斤，他几斤。不一会儿，一扇子猪肉就卖光了。父亲那天终于放假回来了，杀猪匠见父亲来了，高声说道：“这下遇到了大买主。”父亲给他递过一支烟，杀猪匠说：“张先生要啥地方的肉，我先给你割。”父亲笑着说不急不急，先给大伙割。父亲心细，他要等到他满意的部位才肯割，比如猪腰部位，他把这叫肋条肉。杀猪匠比比画画给父亲看，这块行不行？父亲点头表示同意，一刀下去，一块肋条肉脱离而出，软活活地在杀猪匠手里摇晃着，一称，七斤八两。付了钱，我们兴高采烈地跟着父亲回家了。那是我记忆中父亲割肉最多的一年，也是我们过得最高兴的一年。往年全家八口人才割四五斤肉，要算计着吃到正月十五。
　　日子虽然苦了点穷了点，可过去的肉真叫香啊！那个香味儿，一家煮肉满村飘香，正月初一的肉饺子，饺子皮烂在锅里，肉馅儿还紧紧地裹着一分硬币。
　　今天的日子富裕了，几乎天天有肉吃，过年割肉不仅有猪肉，还有牛羊肉、鸡鸭鱼肉等，但就是吃不出当年的味道，人们总怀疑肉是不是用不健康饲料喂养的，再说大量上市的肉品都是冷藏肉，也不新鲜。机器加工的熟肉食品有各种调味品，年轻的一代早被这些调味品左右了味蕾。这使我常常感到遗憾，那年那月的肉香味儿，好像永远地消失了。感慨，如果我们现在还能吃出当年的肉味，那该多好啊！